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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国而战,只签约一天我(wo)也马上签——专访国足新帅李铁


简介: 钱穆(1895—1990),字宾四,江苏无锡人(ren),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,国学大师。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,高举现代新儒家旗帜,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。中国学术界尊之为“一代宗师”,与吕思勉、陈垣、陈寅恪并称为“史学四大家”,代表作有《先秦诸子系年》《国史大纲》《朱子新学案》等。
(一)
一个人(ren)在一个百年的(de)岁月里独自拥有96个属于自己的(de)生命年轮,并在漫长而持续的(de)读书、教书、著书之中渐成一道历史风景、一座文化坐标、一帧世纪背影,这是(shi)十分罕见的(de)。
这个人(ren),如果放在生活的(de)户口本上去检索,他(ta)叫钱穆,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叫七房桥的(de)小乡村;如果走进当代学术的(de)牌坊里去拜谒,他(ta)居于牌坊的(de)醒目位置,上书“一代儒宗、历史学家钱穆先生”。
说起钱穆先生,我(wo)真正静下心来凝望那帧属于一个历史世纪的(de)文化背影,是(shi)上世纪90年代以后。那时,国学热、文化热正渐次升温,钱穆的(de)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端和一些专家学者的(de)评论文章里。作为一个曾沉潜于历史云烟深处打捞过诗词歌赋的(de)码字人(ren),我(wo)不想也不愿错过这次文化寻根、历史寻根的(de)机会。新千年的(de)前夜,我(wo)参加完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徐州故居藏品展开幕仪式后,一次非正规的(de)文友相聚,一位历史学博士的(de)一番宏论,加快了我(wo)走近钱穆先生的(de)步伐。
(二)
书是(shi)钱先生的(de)命,是(shi)钱先生输入脉管的(de)血。走近钱穆先生,当从走近钱穆先生的(de)书开始。
在钱穆先生卷幅浩瀚的(de)著述里,《先秦诸子系年》是(shi)不可不读的(de)一部。《先秦诸子系年》的(de)成书时间(shijian)长达十年。十年的(de)风雨兼程换来了钱穆的(de)一鸣惊人(ren)。
1923年秋天,已有十年多家乡小学教龄、近一年厦门集美中学执教经验的(de)钱穆,经著名学者钱锺书的(de)父亲、国学大家钱基博推荐,入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讲国文,在讲授《论语》的(de)同时,开始考订孔子生卒行事,启动《先秦诸子系年》的(de)写作。在此后四年的(de)时间(shijian)里,钱穆一边教学,一边向同为三师教员的(de)钱基博等大家问教学术,开始了早期的(de)教学、研究、交流、著述生涯。
1927年秋天,在无锡三师同事胡达人(ren)的(de)推荐下,钱穆转入苏州省立中学任最高年级的(de)国文老师。学术氛围甚浓的(de)苏州中学,鞭策钱穆在著述上更加勤奋,先后写出了《国学概论》《墨子》等不俗之作;与此同时,《先秦诸子系年》所涉及的(de)诸子考辨各篇,也在授课讲义的(de)基础上先后梳理成章。
1929年,就在《先秦诸子系年》初稿基本完稿之时,钱穆与当时学术界、史学界的(de)两位泰斗级人(ren)物相遇了。这两位人(ren)物分别是(shi):古史辨派领袖、史学大师顾颉刚,经学奇才、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。
1929年9月,刚刚受聘燕京大学教授的(de)顾颉刚回苏州省亲,在陈天一的(de)促成下造访钱穆。在苏州中学并不宽敞的(de)宿舍里,顾颉刚把目光投向了钱穆刚刚完成的(de)《先秦诸子系年》初稿。面对(dui)这个中学教师的(de)心血之作,一向身居学术高位的(de)顾颉刚惊诧佩服不已,诚索此稿带回家中阅读。几天后,钱穆回访顾颉刚,顾颉刚对(dui)钱穆的(de)考据功夫和史学才华大加赞赏,当即决定推荐钱穆到中山大学、燕京大学任教。
顾颉刚离开后的(de)那个冬天,虽然寒冷异常,但钱穆却感到非常温暖。一则顾颉刚的(de)慧眼识人(ren),让钱穆增加无穷暖意;二则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的(de)专程到访,让钱穆遇见了难寻知音,迸发了灵感火花。在历史文化名城苏州,两位神交已久的(de)朋友俯仰湖天,畅谈今古,自然把话题集中到了《先秦诸子系年》上。一向褒言吝啬的(de)蒙文通,对(dui)钱穆的(de)奖掖之词如滔滔江水。经其推荐,《先秦诸子系年》初稿中的(de)墨学诸篇,公开发表于南京的(de)一家杂志上。
这就是(shi)冥冥之中的(de)命运安排:钱穆与顾颉刚的(de)相遇,改变了他(ta)的(de)生活轨迹,改变了他(ta)的(de)学术人(ren)生,使他(ta)从苏州中学一步登入中国学术的(de)最高殿堂,并从此牢牢地站在20世纪中国学术的(de)制高点上,风光无限,辉耀群伦;钱穆与蒙文通的(de)相遇,为我(wo)们(men)研究和了解钱穆的(de)早期学术活动、阅读钱穆的(de)早期著作,尤其是(shi)客观评价《先秦诸子系年》的(de)历史价值,找到了被官方最早认可的(de)学术文献。1929年之于钱穆,乃新生之年,转折之年。
在顾颉刚的(de)大力推荐下,1930年9月,钱穆辞别苏州中学,前往古都北平,在学者荟萃的(de)燕京大学任大一大二国文课讲师。在未名湖畔,钱穆犹如龙入沧海,驰骋遨游于中国学术的(de)心脏之地。他(ta)在教学之余,全身心地浸泡在燕京大学的(de)图书馆里,利用其丰富的(de)藏书资源,除逐字逐句修改《先秦诸子系年》在引述、体例、考辨等方面的(de)错误外,还写出了《周官著作时代考》等在北平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(de)著作。
1935年12月,《先秦诸子系年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,成为民国时期学术界的(de)一件盛事。在这部书中,钱穆对(dui)中国学术的(de)卓越贡献在于:以比较权威的(de)《竹书纪年》订《史记》之误,填补了中国历史重大转型时期的(de)研究空白,重建(jian)了先秦诸子的(de)学术气脉。顾颉刚在《当代中国史学》中说:“钱穆先生的(de)《先秦诸子系年》,虽名为先秦诸子的(de)年代作考辨,而其中对(dui)古本《竹书纪年》的(de)研究,于战国史的(de)贡献特大。”
(三)
1924年,《东方杂志》摘要发表了史学大家梁启超的(de)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这部名著;此时的(de)钱穆正在无锡三师任教,通过杂志阅读了梁著的(de)一些章节。梁启超的(de)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以清代汉学为宋学的(de)全面反动为基调来谋篇布局,重点阐述的(de)是(shi)清代汉学与宋明理学的(de)对(dui)立面。
钱穆敢于向权威挑战,从梁著一发表就不赞同这一在当时很有影响很有市场很有地位的(de)学术观点。20世纪30年代初以后,他(ta)拥有了阐述自己的(de)学术见地、全面批驳梁论的(de)舞台和机会。
1931年夏天,钱穆在苏州西花桥巷28号的(de)家中等到了北京大学的(de)聘书,正式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。当年秋,钱穆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课,为正面交锋梁启超的(de)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做铺垫。
“九一八事变”后,中国通史课成为大学必修课。北京大学据此提出由钱穆和陈寅恪分别主讲该课的(de)前后半部。钱穆认为,通史要体现一线贯通的(de)气韵,就不能分而授之,遂毛遂自荐,要求一人(ren)独立完成全部。1933年秋天,北京大学接受了钱穆的(de)请求,聘请他(ta)一人(ren)讲授中国通史课。至此,钱穆登上了中国史学讲坛的(de)最高端,在以后四年的(de)通史讲授生涯里,他(ta)创造了一个时代的(de)辉煌,铸就了一个时代的(de)华章。
北大的(de)学术风气,让钱穆如鱼得水,使其在书山史海中尽情遨游。他(ta)在讲史的(de)同时,以讲义的(de)形式把标靶一点一点地指向梁启超的(de)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。由于当时梁启超去世没多久,钱穆的(de)这一指向引起了学术界的(de)广泛关注。
钱穆在此时完成的(de)名著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虽与梁著同名,但观点却有很大差别。钱穆把视(shi)野放置于宋明理学的(de)传统要义在清代汉学的(de)继承与发展上,提出清代汉学渊源于宋学,“不识宋学,即无以识近代也”的(de)著名论断。应当说,这个论断与当时居于主流思想的(de)梁论是(shi)背道而驰的(de),但就绵延了五千多年的(de)中华文化而言,它(ta)似乎从未产生过断层,即使史上几个外族问鼎华夏,一统河山,其文化也是(shi)兼容并蓄,不断前行的(de)。因此,就是(shi)从今天的(de)视(shi)角去审视(shi)钱穆,他(ta)的(de)见解仍然掷地有声,振聋发聩。
当然,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(de)一部名著,钱穆的(de)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仅有这些是(shi)不够的(de),提纲挈领地去解读去考察,它(ta)的(de)思想精髓在于:高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(de)宋学精神,彰显明清诸儒不忘种姓的(de)民族气节,为增添国人(ren)的(de)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送一洪钟大吕,点一指路灯火;它(ta)的(de)卓越见地在于:以明清时期的(de)黄宗羲、王夫之、曾国藩、康有为等51位学术人(ren)物的(de)思想承袭为核心,把学术思潮的(de)发展变迁放置于思想史本身的(de)矛盾运动中去分析评判,从中国自身的(de)传统文化和思想资源中寻找思想史发展的(de)内在逻辑力量,为后世论人(ren)写史建(jian)筑了标志性物什,为开史学研究之先吹进一股强劲的(de)东风,提供着方法论的(de)借鉴。
(四)
国运不昌,战乱频(pin)繁,这样的(de)舞台给战士提供了谱写革命英雄主义史诗的(de)机会;而对(dui)于钱穆先生这样的(de)纯粹学者,则是(shi)提供了面对(dui)破碎河山,生忧患意识、扬民族精神的(de)生动教材。他(ta)的(de)传世名作《国史大纲》就是(shi)在这样的(de)人(ren)文环境里孕育的(de)。
“卢沟桥事变”后,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不久北平沦陷,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三校合并,在湖南长沙组建(jian)临时大学。随着日军的(de)战火烧进南京、武汉和长沙,长沙临时大学只好(hao)入滇转进昆明,改名西南联大。由于校舍不足,文学院设(she)在远离昆明的(de)中越通商口岸城市蒙自的(de)海关内。钱穆、朱自清等人(ren)经过68天的(de)跋山涉水,行程1700多公里,于1938年4月先后抵达昆明和蒙自。
蒙自山清水秀,环境幽雅怡人(ren),着实是(shi)高士寄情山水、放飞理想、著书立说之世外桃源。1938年5月,钱穆开始在教书之余卜居宜良岩泉寺整理旧稿,正式写作《国史大纲》。1939年6月,《国史大纲》全稿杀青。在经历重重审查后,直到1940年6月才获出版。
《国史大纲》我(wo)系统地读过两遍,与钱穆先生的(de)跨时空心灵碰撞持续了半年之久。最明显的(de)感受是(shi)觉得《国史大纲》至少在五个方面作出了开创性建(jian)树:其一,标志着钱穆史学体系的(de)形成,实现了他(ta)从疑古到信古、从考据到义理、从历史研究到文化研究、从考史到著史的(de)历史性转变。其二,钱穆第一次明确地把文化、民族与历史三者联系起来考察,成为20世纪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派的(de)代表人(ren)物。其三,钱穆从强调文化是(shi)民族国家认同的(de)基础出发,对(dui)新考据学派所持的(de)史学观进行了批评,集中彰显了中国的(de)文化民族主义思想,这对(dui)抗战期间以史为鉴,从民族的(de)记忆中找回自尊和自信,激发国人(ren)的(de)民族意识,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其四,作为一部章节体兼顾纲目体的(de)通史著作,突破了传统史学著作只重政治制度的(de)纲目体例,全方位展示(zhanshi)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(de)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艺术、宗教等社会生活的(de)全貌,这种全新的(de)著史方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治史人(ren)。其五,以史学为路标拓展新儒家思想,既突出儒学精髓,又接扬春秋传统,建(jian)立了一柱擎天的(de)新儒家史学。
时光如水,悄无声息。《国史大纲》在时间(shijian)和读者的(de)长期考验里,已经化作一座文化的(de)坐标。由此,我(wo)想到,钱穆如果没有开放的(de)眼界,没有强烈的(de)民族文化意识,仅仅局限于古史考辨,在历史的(de)断壁残章里绕弯弯、求余韵、找枝叶,他(ta)的(de)文化高度、历史成就断然不会这么高。钱穆是(shi)历史和时势造就的(de)领一代风骚的(de)史学大师。
(五)
钱穆一生对(dui)朱子情有独钟。幼时读朱子,开启懵懂心智;年轻时教朱子,传播先贤思想;中年和晚年时写朱子,解剖和阐发新儒家真谛。
我(wo)曾读过多位学者撰(编)著的(de)《中国思想史》,大致的(de)意见是(shi),在儒家思想的(de)流变史里,经历了两次高峰。一次是(shi)以孔子思想为主要代表的(de)儒家思想创制时期,一次是(shi)以朱子为代表的(de)宋理学集大成时期。在朱子的(de)理学体系里,孔子的(de)思想得到了传承和发展,为儒学重获新生机,发挥新精神,矗立了八百年不倒的(de)精神雕像。
秋阳绚烂,秋水苍茫。钱穆向朱子迈开的(de)最关键一步是(shi)在他(ta)的(de)晚年时期。而在这之前,他(ta)为治朱子学所做的(de)准备和尝试,占据了他(ta)生命中的(de)一半时光。
1949年,钱穆随任教的(de)广州华侨大学迁往香港,“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”,从此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(de)漂泊生涯。在客居香港的(de)16年里,钱穆以教育家和学者的(de)双重身份活跃在教育及学术舞台上。他(ta)与唐君毅、张丕介等历尽千辛万苦,一同创办新亚书院,亲自担任院长,直到以新亚书院为主体之一,成立著名的(de)香港中文大学,才辞职赴台,为香港教育史留下了光辉一页;他(ta)继续主讲中国通史课,为弘扬国学精粹,传播传统文化,担当先锋,为人(ren)师表,培养了一大批国学通才;他(ta)时刻不忘朱子,在紧张的(de)办学教学之余,仍潜心朱子的(de)研究,先后完成了《宋明理学概述》《朱熹学述》《朱子泛论心地功夫》《朱子的(de)史学》等全方位扫描朱子的(de)著作,这些作品为钱穆晚年归宗朱子、“综六艺以尊朱”铺设(she)了道路,埋下了伏笔。
1965年6月,钱穆正式卸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校政职务,携夫人(ren)胡美琦于7月赴马来亚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学术思想课程,专读《朱子语类》,八个月后返回香港。1967年7月亲赴台北,寻觅新居。新居位于台北市郊区士林外双溪。1967年10月,钱穆夫妇正式迁居台北,1968年7月入住古朴而典雅的(de)外双溪素书楼。在此后的(de)20多年里,素书楼见证了钱穆晚年生活与学术活动的(de)点点滴滴。
往事如烟,先贤如梦,缠绕了钱穆的(de)大半生。现在终于有了全身心投入朱子的(de)机会,几十年的(de)日积月累,使《朱子新学案》呼之欲出。1969年11月,钱穆以三年之功,在素书楼完成了他(ta)一生中最长的(de)单部著作《朱子新学案》。
《朱子新学案》皇皇五大卷,逾百万言,1971年9月出版后,立刻在海内外汉学界引起广泛共鸣,成为一部享有世界声誉的(de)中国文化名著,不少学者据此把钱穆尊称为“当代朱子”“新时代的(de)新朱熹”,是(shi)能够经受住考验和推敲的(de)。
我(wo)读的(de)《朱子新学案》是(shi)汉字简体版本。读它(ta),我(wo)读得很辛苦很投入很亢奋,常常随着钱穆的(de)情感一同律动,随着钱穆的(de)笔触一同悲喜,随着钱穆的(de)思索一同凝重。在钱先生的(de)学案里,八百多年前的(de)朱子活了,朱子的(de)思想活了,正统的(de)儒学活了。
当然,一部深奥玄妙的(de)《朱子新学案》,光粗枝大叶地翻阅,寻找点毛皮,是(shi)不会有多少收获的(de),它(ta)需要心无旁骛,虔诚地走近、走进,才能真正把握其思想内核,真正感受它(ta)的(de)无穷魅力,进而理解它(ta),读懂它(ta)。在这里,有几个问题希望引起读友们(men)的(de)关注:第一,冠于篇首的(de)长文《朱子学提纲》要细读精读。这篇提纲集全文论点、思想之精粹,以诗化的(de)语言,对(dui)儒学史、中国学术史进行了简明扼要的(de)归纳与概括,其匠心其凝练其深刻,举世无二人(ren)能及。第二,全书的(de)框架设(she)计要仔细咀嚼回味。《朱子新学案》分五卷两大部分。第一、第二卷为思想之部,由理气和心性分而承之,妙论宇宙本体之形上学;第三卷为专论,详析详解详察朱子思想之发展及其在当时理学界之地位;第四、第五卷为学术之部,以经、史、文学三足而辉映成章。此种架构,条分缕析,贯通了朱子思想之渊源之要义之演进,为全面认识朱子儒学上升一新高度。第三,作为集大成者的(de)朱子要重新认识。在《朱子新学案》里,钱穆颠覆长期定位于朱子身上的(de)哲学家、思想家之限,以思想、经学、史学、文学之四脉,全方位还原朱子的(de)哲学家、思想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本色,大力彰显朱子纳吐百家、博采众长之儒宗气魄,使其与孔子呈双峰对(dui)峙之势。
就钱穆先生同时代的(de)国学大家而言,他(ta)的(de)书是(shi)较为好(hao)读好(hao)懂的(de),是(shi)最为中国化的(de)。原因很简单,他(ta)没有正式留过洋,没有接受过正统的(de)洋文化教育,不会轻易把洋主义、洋文字拿到书中贴标签、兑水分;他(ta)一生钟情于中国的(de)传统文化,一生耕耘和收获于中华历史文化的(de)肥田沃野。他(ta)一路行走在经史子集之间,兼收并蓄,和而不同。他(ta)用近乎一个世纪的(de)时间(shijian),开辟了一块广阔无垠的(de)精神大陆,点亮着中华文化的(de)长天厚宇。钱穆是(shi)中国历史文化造就的(de)继往开来的(de)一代儒宗。
(六)
钱穆一生执着于中国历史文化,为弘扬中华文化殚精竭虑。
晚年的(de)钱穆在怀旧与展望的(de)时空里踽踽前行。和他(ta)同居一岛的(de)余光中先生,早年以《乡愁》一诗名播海内外,他(ta)的(de)“乡愁”在煎熬了近半个世纪后,终于有了登上大陆化解离愁的(de)机会。而那“一湾浅浅的(de)海峡”之于钱穆先生,却只能梦里神游,魂里飞渡,乡愁至死未曾消融。他(ta)在《八十忆双亲》里,情真意笃,尽情怀恋和追忆早年时光;他(ta)在最后完成的(de)《中国文化对(dui)人(ren)类未来可有的(de)贡献》一文里,用毕生体悟,对(dui)“天人(ren)合一”提出新解,认为“天人(ren)合一”观,是(shi)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(de)一种主张,认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,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。1990年8月30日,钱穆带着对(dui)故乡的(de)依恋,带着对(dui)中国传统文化的(de)敬意,在台北无疾而终。1992年1月9日,钱穆的(de)灵骨越过海峡,安葬在他(ta)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(de)地方——苏州。
钱穆走了,他(ta)一生以历史人(ren)物为主要研究和著述对(dui)象,他(ta)最终也走进了这个不朽的(de)队(dui)列里。他(ta)用一千多万个汉字为中国文化画出了一道美丽的(de)钱氏弧线,一步一步地到达了中国20世纪的(de)文化峰顶。
2005年一个暑气未尽的(de)夏日黄昏,我(wo)在苏州出差之余,专程来到苏州吴县西山俞家渡,拜谒钱穆先生的(de)墓地。在西南太湖的(de)这片浩淼烟波里,那块风景秀丽的(de)石坡地成为钱穆先生魂归大陆的(de)最后归宿。站在写有“无锡七房桥钱穆先生之墓”的(de)墓碑前,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说起。那就对(dui)钱先生的(de)坟冢深深地叩个头吧,在我(wo)弯下身子的(de)一刹那,我(wo)看到,埋葬先生的(de)山坡,也埋葬着一段文化的(de)历史,陪着先生入眠的(de)书籍,也记录着先生一生的(de)精神苦旅。那条从坟冢曼延开去的(de)小路,宛如一道清晰的(de)背影,宛如一条铺满鲜花的(de)神道,从20世纪一直通向先秦诸子。
起雾了,那不是(shi)雾啊!那是(shi)无锡七房桥慢慢升起的(de)炊烟,那是(shi)北大未名湖悄悄涌起的(de)波澜,那是(shi)香江新亚书院轻轻散落的(de)云雨,那是(shi)台北素书楼缓缓垂落的(de)旌帆。
雾像一个惊叹号,感动着钱穆先生给予我(wo)的(de)那个北方少雪而南方雪灾、冻雨肆虐的(de)漫长冬天。
作者简介:胡正良,1969年12月出生,江苏徐州人(ren),研究生学历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书法美术评论家,康德哲学研究学者,研究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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