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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西问·人物丨意大利人老安:用相机拍下“稍息时代”的祖国

中新社北京8月27日电 题:意大利人(ren)老安:用相机拍下“稍息时代”的(de)中国

中国新闻(xinwen)周刊记者 徐鹏远

老安在中国生活了40年,一直透过相机观看这个国度。这一次,他(ta)出版了拍摄于1980年代初期的(de)作品,那是(shi)属于中国的(de)“稍息”时刻。

一个从未被看见过的(de)中国

老安给这本摄影处女集取名为“稍息”,因为照片里的(de)中国,政治运动和社会实验刚刚结束,准备跃入很快来临的(de)商业和消费的(de)大潮。

这段“稍息岁月”也是(shi)他(ta)与中国的(de)第一次亲密接触。1981年暑假,老安和几个同学自费参加了南京大学举办的(de)汉语学习班。虽然已是(shi)威尼斯大学中文系的(de)三年级学生,中国之于彼时的(de)老安却仍是(shi)一个“盲区”。“学过的(de)东西跟现实没多大关系,都是(shi)孔子孟子什么的(de)。”他(ta)回忆,“后来还读过鲁迅,以至于刚来中国时,我(wo)说的(de)都是(shi)‘忘却’这种词。”

老安作品集《稍息》。中新社发 受访者供图 老安作品集《稍息》。中新社发 受访者供图

除了遥远的(de)语言,这片东方土地留给意大利人(ren)最新鲜的(de)印象,只剩下“左”派宣传里的(de)革命符号。即使是(shi)安东尼奥尼的(de)《中国》,老安也觉得不过是(shi)一套既有电影模式下的(de)有限呈现,“只是(shi)那时没人(ren)用这种方式记录中国,所以变得非常宝贵”。

老安想拍出一个从未被看见过甚至从未被想象过的(de)中国。自从迷恋上摄影后,老安就确认了这是(shi)自己一生观看世界的(de)方式。他(ta)带了几大卷百米长的(de)胶片,只在南大待了6个星期,便四处云游,捕捉他(ta)眼中难以抗拒的(de)景象。

青岛,1981。中新社发 受访者供图 青岛,1981。中新社发 受访者供图

“那时的(de)中国是(shi)一个很透明的(de)环境,所有东西都摆在外面,能找得到人(ren)的(de)状态。”老安仿佛寻到了一个属于摄影的(de)天堂。为了摆脱“洋鬼子脸”给拍照带来的(de)不便,他(ta)花上几个小时静静等待着人(ren)群消磨完围观的(de)好(hao)奇心,或者乔装成各种身份,以一种极其低调的(de)姿态隐匿于人(ren)群。可惜学习班只有短短两个月,探入中国的(de)触角没来得及伸展,便不得不“打道回府”。

一年后,北外、复旦和山东大学三所高校开放了16个公费留学名额给意大利。老安幸运地成为4名复旦学生之一。老安把大部分生活费都花在拍照和旅行上,两年时间(shijian)里,他(ta)去了苏州、成都、昆明、厦门等地,甚至包括尚不对(dui)外国人(ren)开放的(de)三亚。

老安(右一)在复旦。中新社发 受访者供图 老安(右一)在复旦。中新社发 受访者供图

“中国是(shi)一个故事驳杂、场景纷乱的(de)宝库,我(wo)感兴趣的(de)是(shi)去发现它(ta)们(men)。”尽管异域的(de)新奇与创作的(de)构思无可避免,老安的(de)镜头本质上却是(shi)“漫无目的(de)”的(de),如同陈丹青说“所有画面只是(shi)‘遭遇’‘看见’,就像你(ni)我(wo)注意到什么时,脚步与目光,停了下来”。他(ta)无意于表达或阐述,也不急着给出什么解释,他(ta)只想慢慢吸收现实,“等待时间(shijian)以其自行的(de)流淌来渗蚀无法沟通的(de)石壁”。

时间(shijian)的(de)确赋予了往日现实以意义,四十年后,一帧帧定格俨然长成了一副心史的(de)模样。余华说,在老安的(de)照片里,我(wo)们(men)可以看到过去的(de)自己如何挣脱束缚,小心翼翼走向真正意义上的(de)生活;顾铮也说,老安用照相机插入现实的(de)瞬间,抽出和保留了某个时代的(de)某个时刻的(de)气氛,从而可以据此确认时代。事实上,从布列松、马克·吕布、刘香成,到任曙林、秋山亮二,老照片在今天的(de)中国掀起过一波又一波的(de)阅读热情,甚至去年出版的(de)一本《佚名照》,1500张从废品站旧货摊捡来的(de)寻常照片,也点燃了一炬感动的(de)温度。

老安在那个“稍息岁月”里自得其乐过,也庆幸自己见证了中国在全球技术化时代的(de)童年,但他(ta)并不想回去——“回到那个时候可能我(wo)就回国了”。

杭州,1982。中新社发 受访者供图 杭州,1982。中新社发 受访者供图

追忆似水年华

当初的(de)留下,确实是(shi)一系列偶然的(de)结果。

“正好(hao)是(shi)那个时候。早一点肯定留不下,我(wo)的(de)老师就没有机会;在我(wo)之后留学生当然更多,但条件不如我(wo),那时因为刚刚开始,人(ren)家抢着要我(wo)。”结束了复旦的(de)学业,老安回国服了一年兵役,之后在意大利当时最大的(de)钢铁企业(qiye)之一德兴公司(gongsi)(gongsi)工作。面对(dui)改革开放的(de)中国,德兴也在香港成立了办事处,老安便成了第一个员工——而且是(shi)首席代表。

回想起在香港的(de)日子,老安脸上浮现出些许意犹未尽之态。“那时意大利最高的(de)楼是(shi)米兰中央车站旁的(de)倍耐力塔楼,也就100多米。我(wo)香港的(de)办公室在金钟,周围全是(shi)摩天大楼,从办公室窗口能看到各种各样的(de)船,看到飞机降落在对(dui)面的(de)九龙,看到英国海军基地里的(de)军舰和直升机。生活也特别方便,不夜城嘛。”因为经常要到内地谈业务,老安也顺便享受了更多旅行的(de)机会。他(ta)后来回忆,那是(shi)一种不可想象的(de)自由,恍若天外来客般畅游在大量符号、什物、楼宇、食品和人(ren)物之中。

上海,1982。中新社发 受访者供图 上海,1982。中新社发 受访者供图

1990年,老安搬到了北京。他(ta)花了两万五千美元从劲松的(de)北汽厂买了一辆切诺基,从心所欲的(de)自驾线路和随走随停的(de)自由也让他(ta)镜头里的(de)中国变得更加广阔多元。他(ta)说:“那个状态是(shi)永远都‘饿’,各方面的(de)饿。”

在那个私家车还属于稀罕物的(de)年头,这辆切诺基也帮老安“拉来了不少人(ren)缘”,搞建(jian)筑的(de)张永和,拍电影的(de)张元,写小说的(de)阿城、余华、王小波,跳舞的(de)金星,画画的(de)汪建(jian)伟都成了他(ta)的(de)朋友。1994年,他(ta)还跟艺术家刘小东、冯梦波等成了邻居,十几个人(ren)在东郊的(de)十八里店盖了几间自建(jian)房。如今,当初的(de)大部分人(ren)都搬离了那里,老安没走,这一点上他(ta)倒不像一个垮掉派,而且看起来好(hao)像还有那么点念旧。

这两年因为疫情,老安没怎么出去跑。除了周末跟家人(ren)在一起,基本都待在这栋老房子里,整理1987年以来的(de)几百张照片。从前他(ta)不太喜欢打理这些,拍完了就扔在那儿,然后接着去干新的(de)事儿。

三亚,1983。中新社发 受访者供图 三亚,1983。中新社发 受访者供图

除了照片,还有好(hao)些视(shi)频(pin)素材。上世纪90年代开始,他(ta)逐渐向动态的(de)影像转移,跟林兆华、李六乙做过多媒体戏剧,跟徐星拍过宋庄,跟彭磊“票”过电影,也帮电视(shi)台弄点专题片,更多的(de)私人(ren)素材则一直堆着,存储设(she)备都换了好(hao)几茬。“我(wo)最近把2000年到2010年的(de)一些磁带进行数字转化,有时特别感动,想流泪。跟现在对(dui)比,那时人(ren)的(de)交流怎么那么自如啊?社会各层面的(de)关系那么融洽,渴望交流,渴望互相理解。”说起这话时,老安的(de)嘴角依然挂着笑意。

他(ta)还讲起自己没能实现的(de)一个计划:“我(wo)以前想拍发烧友。那时候我(wo)认识很多这样的(de)人(ren),都是(shi)疯疯癫癫的(de),有一个特别执着的(de)兴趣,不分文化水平、不分社会阶层也不分贫富。你(ni)可以看到一个特别穷的(de)人(ren)跟一个富翁,在兴致勃勃地谈他(ta)们(men)喜欢的(de)东西。我(wo)觉得这些人(ren)可以作为北京的(de)一个剖面。但是(shi)后来北京变了,发烧友也淡薄了,见面很少,都在网络上。这你(ni)还怎么拍?”

“有一点点遗憾吧。”这回,老安没有再笑,也没有什么特别的(de)语气,风淡云清。

沿着108国道继续走

老安一直没给自己取中文名,“老安”只是(shi)朋友间的(de)一个称呼,证件上写的(de)仍是(shi)“安德烈”三个音译的(de)汉字。

老安的(de)两个孩子拿北京当故乡,意大利与老安自己的(de)连接,如今在变得微妙。母亲前年过世后,他(ta)突然找不到必须回去的(de)理由了。“以前最少一年一次,现在没什么迫切的(de)必要了。我(wo)可以说意大利是(shi)一个特别好(hao)的(de)度假地,也许会去旅游。当然它(ta)是(shi)我(wo)的(de)摇篮,这是(shi)不可能取消的(de)一种关系。”

母亲是(shi)老安生命中最重要的(de)一个人(ren),他(ta)是(shi)跟着母亲长大的(de)单亲孩子,“卡瓦祖缇”这个姓也是(shi)随母亲的(de)。老安的(de)母亲上了大学,分数始终排在第一,只是(shi)生下老安后无暇再完成论文和毕业,只能干些低工资低地位的(de)活计,紧巴巴地过日子。但对(dui)于儿子的(de)成长,她(ta)力所能及地给予着鼓励和支持,即使后来老安要读中文这么一个看上去没什么出路的(de)专业,她(ta)也毫不反对(dui)。

母亲是(shi)学哲学的(de),尤其喜欢德国哲学。老安最近在听陈嘉映的(de)音频(pin)课,他(ta)觉得母亲应该跟他(ta)聊一聊,“可惜已经来不及了”。

来不及的(de)事也许会越来越多。老安今年62岁了,尽管精力体力还没显露出什么问题,但他(ta)也承认对(dui)于一件事,没有原来那么埋头了。眼下,他(ta)想拍几部纪录片,探知线上和线下两个平行世界的(de)关系——他(ta)有点看不懂这个属于网络的(de)时代了。

“我(wo)很早以前有个想法,沿着108国道从北京走到昆明。现在高速公路基本布满所有地方,国道好(hao)像有点被废弃了,但它(ta)还连接着大小城镇和乡村,仍然是(shi)一个观察世界的(de)好(hao)角度。沿这个路,可以看线上线下的(de)关系。”

目前,老安还没有为此做什么实际准备。“我(wo)是(shi)比较无忧无虑的(de)一个人(ren),不太做计划,更受不了任何人(ren)来指挥我(wo)支配我(wo)。但挺神奇的(de)是(shi),我(wo)这辈子其实从来没有操心过钱的(de)事,一直没发财,也一直没有钱的(de)顾虑。”老安说。(完)

【编辑:黄钰涵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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